稍加检索就可以发现，这种减员情况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高考大省尤其明显。对此，有分析认为，高考人数的普遍减少有很多原因。比如应届生的绝对数量少于往年，非应届生由于担心不适应新课改而放弃复读。而被当作主要原因的则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持续恶化，考生对通过升学来找工作不抱期待，从而选择提前离校。显然，这些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不过也都没有触及核心的缘由。那些主动或被迫远离高考的学生群体，折射出深层的社会情境。
他们之所以放弃高考，关键是因为：受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获得公正待遇，教育机会与社会公平之间发生断裂，显现了越来越尖锐的不一致。就业难仅仅是此种失衡局面的一个表象，其实对那些考生及他们的家庭而言，还有更多的难处和阻碍。
教育可以将人从最初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对那些处在底层的青年来说，高考的意义特别明显。问题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身份的不再是教育，而是权力和金钱，这对借助高考来超越阶层局限的梦想构成嘲讽。无法否认，享受高等教育及随之而来的就业，已狭隘地演变为父母、家族能调动的社会资源的竞争，罗彩霞冒名顶替案、有倾向性的高考加分政策等一再刺激人们的神经，其中奥妙也就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仅从教育的角度改革高考制度或高校自主招生，实际上偏离了弃考的真正原因。在某些权势得不到应有约束的背景下，其他社会变革再跟不上，高考制度会变得越来越孤立。
让人担忧的是，弃考现象暴露了逆淘汰效应，而且是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非正常的淘汰。它不仅会阻塞阶层流动的通道，更会造成以既得利益为标准的社会群体的分化和隔绝。弃考的年轻人用行动来证实，高考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在那些能决定他们成为什么样人的紧要之处，他们被迫走向另外一条道路，而筛选的标准既不是智力也不是知识，他们更像是受伤害者。
要不要让孩子参加高考？上大学究竟值不值得？它们已成为众多家庭再三权衡的经济命题。相较于教育的应有功能，这些考量中所包含的忧虑和无力感耐人寻味。事实上，高考能带给平民子弟的希望正在被削弱。弃考也从侧面证明，那些降低受教育预期的因素仍然顽固，那些应当予以改变的状况依旧一成未变。在这样的情势下，强调转变就业观念，并以此为弃考之举叫好，真有些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