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潘大临将赴省参试。苏轼借京都试成出仕文人昔日风流韵事作该词，激励潘大临的心志与大愿。
蝶恋花·送潘大临
宋代：苏轼
别酒劝君君一醉，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
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送别的酒劝你一醉方休，清秀而丰润的潘郎，你是哪家的郎婿?记住美女与升官所赏的喜钱，不要交给东边邻居好色的小人。
忆起京城那个美女密集的都市，我是英俊潇洒的不一般的人物。为向青楼女子寻觅往日风流韵事，在妓院的墙上还留着名字。
注释
蝶恋花：词牌名。又名“凤栖梧”“鹊踏枝”等。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潘大临：字邠老，秀才，北宋江西派诗人，著有《柯山集》。苏轼贬居黄州时，二十多岁的潘大临从苏轼学诗习书。
钗头：由两股簪子交叉组合成的一种首饰，用来结住头发的称“钗子”。钗头系钗的首端，多指钗。这里代指美女。新利市：仕
创作背景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潘大临将赴省参试。苏轼借京都试成出仕文人昔日风流韵事作该词，激励潘大临的心志与大愿。
赏析
上片，以“酒”为媒体，写苏轼对潘大临的嘱咐与期望。“别酒劝君君一醉”，写饯行。“别酒”，象征深情厚谊。“劝君”，情谊非同寻常。一杯，君醉了。再一杯，自己也醉了。醉后吐真言：“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第二、三句选择人生两大事进行议论：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文人过考，面临两大话题。每每提及，倍觉亲切自然。“清润”二字，饱含着苏轼对潘大临青春美的赞赏之情。“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以史实为教训，苏轼叮嘱潘大临要记取：仕庆得到的赏钱与此而幸遇的美女是珍贵的，千万不要轻易丧失于东邻的好色之徒手中。可谓语重心长，语短情长。
下片，以梦幻、假想之笔，写苏轼以自己还未赴试人仕的美妙人生构想来激奋潘大临的功名心。“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以假想之笔，写了以往应试入仕之人的的美好回忆。“长安”京都，政治中心，处处都有“佳丽地”。多少“三十年前”的妙龄仕途男子，出入于繁华的“佳丽地”，常常发出幽悱的咏叹：“我是风流帅”。一个“风流帅”，一语双关，说政治上出人头地。神情上英姿潇洒。苏轼赴试将近20岁，即将赴京参试的正茂风华，预想成为“风流帅”人物的一天定会到来。最后两句，满怀深情地对潘郎说：“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想当年，我未亲自出入“佳丽地”。但而今，我就要“功成名遂早还乡”，已不可能寻觅青楼旧事，更不可能在青楼墙上留名，而只能“记取”了。言下之意，你该有信心去实现试后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生两大美愿。
该词，写送潘大临赴省过考。以“蝶恋花”这一带有象征性意义的词牌，以“青楼”、“佳丽”这一带有显示性意义的题材，来嘱托、期望潘大临赴省参试获得成功。词中反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仕宦意识和性爱观念。这是苏轼思想上的一种时代局限性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诗人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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