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闻专业技术工作报告示例 李宜航：向思考型专业型记者转化 ■范以锦点评： 李宜航(申报中
原标题：新闻专业技术工作报告示例 李宜航：向思考型专业型记者转化
李宜航(申报中级)：这份于2001年写的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报告，虽然过去多年，但读起来仍然感到很有分量。文章开头就用很生动、很概括的语言，将一名具有专业精神的新闻人的理想抱负和实践中的业绩表述清楚了。专业技术工作小结第一部分“客观理性，贯穿始终”，讲了在竞争的大背景下，面对种种诱惑和压力如何真正做到客观理性，文章的表述有思考、有见解、有实例。而第二部分“涉险犯难，深入一线”和第三部分“穷追不舍，追出效果”，以很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观点论证了他在文章开头说到的“对这份职业的痴迷”。而最后一部分“专业报道，步步领先”，讲述了自己力求从“样样通，样样松”向“思考型、专业型’’记者转化的思路和实践，对同行很有启迪作用。
(点评者为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导，曾任广东省新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全国新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为什么会这样痴迷这一份职业?我想,是新闻记者“敢讲真话”的天职激励着我，是老一辈晚报人“爱报如家”的精神感召着我，是基层群众“掏心窝子”的信任支撑着我。正因为如此,无论是1996年7月至1998年6月在要闻部当编辑，1998年6月至今年4月在政法部作记者，还是近几个月在机动记者部任副主任，我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几年来，我先后获得过广东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晚报头版头条消息大赛一等奖、“五四”新闻奖、人大好新闻奖等各种奖项，在报社的年终考核中连续两年获得“优秀”,被中国青基会授予“希望工程贡献奖”，被省检察院授予“弘扬检察主旋律奖”。这些,无不浸透着我对新闻事业的追求与热爱,彰显着老一辈晚报人对我的呵护与帮助。
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报业开始步入“厚报时代”——版面多了，稿件容量大了。在这个背景下，记者还要不要秉持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理性”?还要不要把“真实”视作新闻的唯一生命?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要!因为报道不客观不理性，不仅对广大读者是一种欺骗，对报纸本身发展也是一种伤害。很难想象,有人喜欢长期阅读一份“偏执、煽情”的报纸。
然而,说易行难。一是时代变化太快,有时又事发突然，很多东西记者确实一时吃不透、看不深、拿不准,很难做到客观报道;二是记者面对的诱惑越来越多，越来越甚,想摆脱诱惑保持客观并不容易;三是记者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不方便批线上的，不能碰省直的，更不能骂当权的，还要照顾在报社登广告的，如此一来“客观”自然打了折扣;四是报业竞争残酷，一些记者为了生存，没事找事、有事炒事、捕风捉影已成为一种习惯。
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从严要求自己：力求客观报道，不说违心的话，少讲过头的线月后，我在政法部、机动部做记者，跑的是党委、政府、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大线”，采写的相当一部分是重大报道或者批评报道，如果稍不客观,就会惹麻烦——要么“上头”不高兴，要么“下头”不满意。我想,要争取“两头”满意，只有一种办法:客观客观再客观。
1999年底,我接到翁源县12岁女孩“路路”的投诉,反映其母被人撞伤后告到法院,法院个别人在执行过程中屡作手脚，致使小路路家赢了官司却得不到赔偿，小路路因此被迫辍学。我立即赶赴翁源县调査了解情况,冲破层层阻力从法院拿到了第一手材料。为了保证客观,在写作时我曾六易其稿，并请法学博士把关。《12岁女孩受累官司辍学三年》一文在羊城晚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迅速作出批示，省高院副院长亲率调查组赶赴翁源，将此案全部执结;省高院向全省法院通报批评了翁源法院，社会各界也向小路路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其复了学。省高院副院长李琦公开发表谈话说:这个报道客观、公正，对全省法院干警都是一次教育，对全省执行工作都是一次促动。省高院赴翁源县调查的另一位法官则告诉我：翁源县法院曾组织了多名法官逐字逐句“挑刺”，最后还是没挑出毛病来，只好放弃了“反扑”。我想，客观理性的批评，也正是党报舆论监督的特色。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做到客观、理性更难。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记者很容易“先入为主”，认为出了事就一定有“黑幕”，就“一无是处”;二是时间太紧交稿又急，给记者的判断带来了困难。其实，突发事件更需要客观和理性，更需要在“揭黑”的同时挖掘“真善美”，更需要在披露真相的同时展现入间真情。这几年，我采访了洛阳大火、武汉空难、焦作‘‘天堂”录像厅大火、陕西横山大爆炸等重大突发事件——我喜欢说我是外地媒体中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之一，但我更喜欢说我是报道最客观的记者之一。在洛阳大火时，一些小报记者仅仅热衷于炒作烧死了多少“三陪女”、多少带枪警察、死亡数字有假等。我经过深入调查，发现烧死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市民，死亡数字基本可以确定没有什么出入。我还听人无意中提起“有人在大火中救了几十人”，就立即循线追寻，终于在深巷中找到了勇于自救、又智救他人的眼镜店老板“老包”。于是，我发表了《“老包”火海智救50人》、《洛阳副市长公开道歉》、《死亡309人还是350多人?》、《零星几人智寻出路逃出鬼门关》等一组独家报道，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有新闻学者撰文称，“该组报道是近年来灾难报道的典范之作”;我自己事后统计，转载该组报道的网站，有300家以上;连被批评的洛阳市领导也专门向羊城晚报致谢,称赞该组报道弘扬了大义，收到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效果。我认为,这组多达两万字的报道的成功就在于它的客观、真实，迥异于小报的低级炒作。
当记者有没有危险?有!特别是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危险的程度更大、更甚。作为记者，没有危险的采访，要搞;有危险的采访，也要搞。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往往越是危险的采访，其新闻价值也越大，也越值得去涉猎。当然，这不是鼓励每个记者都去冒险，只是强调记者要有涉险犯难的勇气，必要时要知险而进、迎险而上。话说回来，一个记者如果连一点冒险的精神都没有，连第一线都不愿深入，那他一定不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好记者。
调査性报道的难度最大，危险最大，对记者的考验也最大。去年春天，广州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指示开展了整治火车站治安的大行动。羊城晚报在跟进报道的同时，发现要使广州火车站治安实现根本好转，必先整治火车站周边的出租屋。为此，我和报社其他四名记者受命组成特别报道小组，到火车站周边的出租屋“卧底”揭秘。在一周的时间内，我们以白云区的出租屋为落脚点，探漏洞，观丑恶，寻根源，不惮艰难。多少次，我们被打手追，被缠，被吸毒者骗;多少次，我们饥渴难耐，汗流浃背，身上长满了痱子;多少次，我们穿行于三元里的僻街陋巷,周旋于某些见利忘义的治保员之间······七天的调査结束之后，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出租屋藏污纳垢大揭秘》，一时轰动羊城。当时，数千名读者来信、来电称赞这是给市民切实排忧解难，并就出租屋的整治献计献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高度重视，迅速作出整治批示，全国人大代表也纷纷发表看法;广州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会议，部署整治出租屋;白云区全面检讨了出租屋管理的失误，并进行了整改。此后，我们着眼于解决问题，又深入白云区调查研究，写出了《出租屋，怎么管》等一组探讨性文章，提出了管理出租屋的一系列新思路、新对策，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年底，广东省人大出台了出租屋管理条例，采纳了我们文中提出的诸多管理思路，广州市眼下大力推行的“IC卡暂住证”也是受了我们文章的启发。
其实，从事调查性报道，让我收获良多。1998年写完新闻连载《“土匪”学校秘密探营记》,我明白了深入虎穴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1998年8月完成《电线割头奇案追踪》的采访，我学会了如 何与司法机关既合作又斗争;调查“东莞某厂教工人撒谎”，亦丰富了我直面危险的采访生涯······
有人说，广东报纸的整体影响力在全国领先;但就单篇报道的影响力而言，广东反而不及内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挂”?我看一是广东报纸的“超厚”淹没了一些报道的价值，二是广东读者对单篇报道的感受由于受到大信息量的冲击而“弱化”。怎么样强化报道的效果?比较好的做法是穷追不舍，跟踪报道，直到解决问题。
换言之，在第一篇报道见报后，要乘胜追击，抓住不放，能做深就做深，能做大就做大，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社会新闻的操作。因为，社会新闻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比较多的故事;而且故事延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对读者“感官”的刺激也比较强烈。在这方面，我做过不少有益的尝试——
1998年6月，羊城晚报报料热线接到信息：安徽打工妹洪招娣被骗到广东吴川后，“恶魔”刘峰逼其，招娣坚决不从并从三楼跳下，躺在医院无人过问。我迅速赶往吴川，立即发回了通讯《一纵身，跳楼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当晚即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救治洪招娣,全国妇联也表态,坚决为洪招娣撑腰。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发现洪招娣跳楼前曾多次向医护人员求救，均被拒绝。于是，我又推出了批评报道《“白衣天使”冷对弱女一跪》,吴川市立即组成调查组并对有关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此后，广东人捐助洪招娣,洪招娣转院到中山医三院,赠书洪招娣,广东人送别洪招娣,广东人赴安徽看望洪招娣,广东岭南学院接洪招娣来穗读书,洪招娣的读书情况······我一一作了追踪报道。对这组报道,书记曾三次作出批示,并多次称赞这是新闻单位做的一件好事，是舆论监督的典范。该组报道后来以全票获得广东新闻奖一等奖。
今年3月，广州小学生周思茵被养母遗弃到湖南长沙。我获悉此事后,和该校董事长连夜飞往长沙接小思茵回穗。在长沙,我发现菜贩肖亚楼曾智斗人贩子,抢回小思茵。很快，我写出了通讯《人贩子手中夺回小思茵》，在羊城晚报一版发表。回穗后，我又设法找到了小思茵的养母，并晓之以理。终于，小思茵的养母经受不住心灵的煎熬,道出了她对小思茵“由好心到尽心，由尽心到伤心，由伤心到狠心”的实情。据此，我写出了《未婚妈妈不堪重负弃思茵》的通讯，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后，小思茵的养母认错,法学博士谈无效收养，小思茵的养母放弃收养,妇联看望小思茵并承诺给她找新家等等，我步步跟进，直到小思茵找到新家。当我写完通讯《小思茵找到新家新爹妈》时，我发现报社为此事光是专栏就开出三个：“追踪小思茵身世之谜”、“关注小思茵”、“为小思茵寻家”。
此外，1999年,我还和同事合作采写过长篇通讯《苦寻八天寻到当年小英雄》,后来又推出了追踪报道《人海里寻到另一位“小英雄”》、《羊城饮茶“双雄会”》等,社会反响很大。今年春节期间，我又参与了“好警嫂”的系列报道,写出了《警察的老婆不好当》、《他老是想着复机》、《承继丈夫事业 十年含菇艰辛》等多篇有影响的报道。该组报道受到了中宣部、公安部的表扬，也成为市民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回头想想,这些题材如果不是跟得紧,很可能发出一篇报道后就“夭折”了,社会效果就更不用说了。
我跑了三年政法线，这三年对我锻炼最大。在这三年中，我逐渐走出了“样样通，样样松”的困境，开始向“思考型、专业化”记者转化。我一直认为，一个记者如果要想写出有分量的作品，纵使不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也要成为“懂行”的“技师”。
几年来,我通读了大量的法律书籍，自学了律考的课程，和很多法学专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很多公检法的领导、干警成了“有话可谈”的朋友。可以说,这三年来的重大案件,我几乎都参与了起诉、审判阶段的报道。比如，汕尾38人特大海盗案、中国头号假币案、澳门“叶成坚”案、商业秘密第一案、惠州特大案、云浮特大骗汇案、高教厅受贿串案等。在这些大案的报道中，我都抢在同行的前面,披露得也最为详尽，而且“颇具法律专业水准”。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记者不专业,不熟悉线上的情况，采访对象就不会尊重你，就有可能糊弄你;而记者够专业，就容易拿到核心材料，就容易获得独家消息。
记得在采写新闻连载《商业秘密第一案》之前，光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书我就买了10多本,猛啃了半个月。我还请教了多位法学权威,了解了很多知识产权的新动向。结果，和主审法官一谈，他十分惊讶我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熟谙。也正为如此，对这个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新型大案，我作了十分准确的报道。两个月里,我推出了此案的25篇连载,8篇对线万余字。该组文章在全省法院产生了空前的轰动，省有关部门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省高院副院长李琦在会上公开讲,这组文章可以作为基层法院法官学习的教材。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但我还是备受鼓舞。一个记者,能让线上的专业人士如此认同，足矣!
专业知识对记者的益处还不止这些。1999年，海珠区法院审理了一宗非法行医案，认定医生是非法行医,但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按照常规，我只需将判决结果报道出来即可了事,但知识的积累告诉我:此案可能判错了。我迅速采访了海珠区检察院，了解到他们准备提请市检察院抗诉。我将全部情况如实报道了出来。果然,一年之后广州市中院终审将此案改判,认定涉案医生有非法行医罪，并判了有期徒刑。至此，我一方面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和大胆报道而高兴,一方面有些不安：还好当初没有草率报道，否则岂不也跟着一审法院错了?!
五年多来，我把新闻事业视作自己的生命，把忠于事实、服务百姓作为一种责任，不惮艰难，昼夜劳作。我觉得,我无愧于记者的称号。但我仍时常不安:我能不能做得更好?我该怎么做得更好?
（本文因版面原因略有删节，标题为《岭南新闻探索》编者所加 ，刊于2008年第04期，作者李宜航。）
